李青石

 

　　汉中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从考古发掘中我们可以看到史前文明时期汉中就是人类古老的聚居地。1929年首次在距汉中城以西六公里处梁山龙岗寺附近发现旧石器以来，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区域多次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数以千计的旧石器，类型有砍砸器、石球、尖状器、刮削器等，这些石器与大熊猫、剑齿象、羚羊等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相伴生。有关专家判断龙岗寺旧石器的遗址年代为中更新世早期，绝对年代距今120万年以上，早于蓝田猿人遗址，是迄今发现陕西最早的旧石器文化遗址。这说明远古洪荒时期我们古老的先民就在汉中这片土地上栖息繁衍，靠狩猎大熊猫、剑齿象、羚羊等大型哺乳动物生存。

 

　　1986年中科院黄蔚文教授考察龙岗寺遗址时指出：“龙岗寺旧石器遗址是亚洲三大旧石器遗址之一”。1988年美国考古学家俄勒冈大学教授迈尔·阿金斯先生访问考察龙岗寺遗址时评价道：“我从这里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根源”。

 

　　龙岗寺除了有大量的旧石器时期的文物遗存外，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期的人类遗址。龙岗寺新时期遗址，分布在龙岗寺院以东50米，面积约7500平方米，分为墓葬区、居住区和制陶区等。1983年10月至1984年底，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墓葬区进行了发掘，清理了李家村文化时期墓葬7座，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墓葬423座。出土了人面壶，彩陶罐，船形壶，兽头尖底瓶，人头彩陶壶等文物三千余件。从地层上证实龙岗寺新石器遗址属于李家村文化早期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距今有7000余年。

 

 

　　汉中最早形成城市雏形应该在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以后。据《水经注》所引的佚书《耆旧传》记载：“南郑之号，始于郑桓公。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郑为称。”郑桓公死后，郑国一部分臣民翻越秦岭，南迁到山青水秀的汉水之滨，在今汉中的汉水之滨聚族而居，并将其所居之地取名南郑，以示不忘其根。古褒国存在的同时，公元前770年以后又有来自关中地区的郑人开发汉中，并且褒国人与郑人能和平共处，共同生活在汉水上游这片土地上。我们可以想象到当失去家园的郑国人翻越秦岭来到汉水边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建设新的家园时的情形。

 

　　战国初期，秦国的势力进入汉中，《史记·六国年表三》记载：秦厉共公二十六年（公元前451年），秦国的“左庶长城南郑”是汉中城垣建设的最早记录。《史记·秦本记》曰，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庶长章击楚於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水经注·沔水》曰：“周赧王二年（公元前313年），秦惠王置汉中郡，因水名也。”这两本史书记载秦设汉中郡的时间相差一年。战国至新莽时期，汉中郡治在西城（今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项羽封刘邦为汉王时，刘邦将都城定于南郑，今汉中市汉台区。从秦厉公共筑城到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统一天下之前，汉中一直是战火频仍之地，先后被蜀国、楚国、秦国占领。

 

　　秦国左庶长所筑的南郑城规模如何今已不可考，关于这座城市的位置在何处？有三种说法：

 

 

　　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古汉中城在今南郑东二里许，即秦厉共公所筑。”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汉中城在府城东北二里，相传即秦厉共公所筑。”明清《汉中府志》及《南郑县志》都认为秦厉共公所筑之城在今城东北二里（即今市区新桥一带）。

 

 

　　民国时期洋县刘吉元在《洋县志校勘记》中考证，说秦汉时期南郑城即今城固古城村。

 

 

　　汉中市博物馆原馆长郭荣章先生根据70年代以来先后5次在今汉中市城区内北校场、中山街、北环路西段、古天爷庙（今西大街小学）城西北角出土古井遗迹（内有汉砖、井圈等物推测为汉井）推定秦汉南郑城即今汉中城区。

 

　　从汉代到三国时，南郑城的规模相当大。郦道元《水经注·沔水上》记载：“汉高祖入秦，项羽封为汉王。萧何曰：天汉，美名也。遂都南郑。大城周四十二里，城内有小城，南凭北结，环雉金墉漆井，皆汉所修筑也。”西汉时期汉中的商业十分繁荣，翦伯赞先生在《中国史纲》中说：“河南之颍川、南阳等都市，因接近汉中和鄂北、皖西，所以，这里的商人多半西入武关、郧关与汉中商人交易。”

 

　　西晋以后汉中多次发生战乱、瘟疫及其他自然灾害，使得汉中城市遭受巨大破坏，人口锐减，城市规模缩小。

 

　　《晋书·武帝纪》记载：西晋“咸宁三年（公元277年）六月，益、梁八郡水，杀三百余人，没邸阁别仓。……九月……兗、豫、徐、青、荆、益、梁七州大水，伤秋稼。”

 

　　《华阳国志·大同志》记载：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春，汉中郡吏袭祚等人密谋杀害太守姜宗以叛。袭祚的阴谋被姜宗察觉，坚守不出。袭祚未能达到杀姜宗的目的，便放火焚烧南郑城市及平民房屋。后袭祚被灭族。

 

　　《晋书·惠帝纪》记载：“元康七年（297）七月，梁州疫，大旱，杀秋稼。”

 

　　《晋书·李雄载记》和《华阳国志·大同志》记载：晋怀帝永嘉元年（307）三月，秦州（今甘肃天水）流民邓定、訇氐等占据城固，攻掠汉中。晋梁州刺史张殷遣巴西（晋初巴西郡治所在今四川阆中，当时被成汉政权的李雄势力所占据，巴西郡侨置汉中）太守张燕攻击邓定、訇氐。邓定密遣訇氐求救于成汉政权的李雄。夏五月，李雄遣其太尉李离、司徒李云、太宰李国率兵二万救援邓定、訇氐，打败张燕。张殷及汉中太守杜孟治弃南郑城逃走。李离等撤军回蜀时，将汉中百姓全部迁入蜀中。

 

　　到了东晋成帝咸康年间以后，南郑城的规模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城市的位置在原城的东面，郦道元的《水经注·沔水》说：“晋咸康中，梁州刺史司马勋，断小城东面三分之一，以为梁州汉中郡南郑县治也。自宋、齐、魏咸相仍焉。”南郑城规模锐减的原因显然是前面所说的战争与瘟疫及其他自然灾害。

 

　　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引用的《胜览》一书中说：“隋大业(606—617)中，徙郡于故城西南，临汉水。即今郡治也。”唐初武德元年（618年），唐王朝实施州、县两级政权。并在南郑设梁州总管府，管理梁州、洋州、兴州、集州（今川北）四州。武德七年改总管府为都督府。此时的汉中是天下要冲之地。贞观元年，唐朝重新调整地方行政区划，以山川地理形势在全国共设十个道。在汉中设置山南道（治所南郑），管理梁、洋、兴、金等三十五州，所辖区域相当于今秦岭以南、长江以北的陕南、陇南部分地区、川北、重庆北部、鄂西北等广大地区。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分山南道为山南西道（治所在南郑）和山南东道（治所在襄阳）。山南西道管辖梁、洋、兴、金等十五州。公元784年，泾原兵变，叛军占领长安，朱泚称帝。唐德宗李适经灙骆道过洋州仓荒逃到汉中。李晟等将领平定叛乱后，李适回到长安后下诏改元兴元，改梁州为兴元府。据《资治通鉴》说：“用帝王年号令府名始此。又升南郑为赤县，又曰次畿县，与京畿长安县同等”。唐代的汉中是王朝秦岭以南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其城市相当繁华。

 

　　宋初汉中境内仍设山南西道及兴元府。至道三年改山南西道为峡西路。宋太宗威平四年（1001年）置利州路，治所在兴元府。南宋绍兴十四年间（1144年），又将利州路分为东西两路，东路治所依旧在兴元府，西路治所设在兴州（今陕西省略阳县）。宋代的汉中城城市规模比较大，是一座繁华的商业都市，也是宋王朝重要的税收大城市之一。北宋大诗人、大画家文同任兴元知府时曾用他如椽的诗笔为我们描绘了这座千年古城巍峨雄浑的城楼及登城楼时的感受：“满目望不极，城楼当最高。地形连楚阔，山势入秦豪。”宋代兴元城不仅城垣完整、城楼高大，而且城墙上还有一些供人们休憩的亭子，诗人陆游的《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说明当时的城墙上就有一所高兴亭，在高兴亭上向北可以眺望到秦岭。

 

　　南宋兴元城的毁灭应在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金人攻入兴元、洋州时。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蒙古人的崛起使中国北方的金王朝受到严重的威胁，同时也使宋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金中都（今北京）被蒙古大军包围，宋、金之间使节不通，南宋停止了原先规定的每年向金输送的岁币。嘉定七年（1214）七月，金都南迁至汴梁。金王朝迁都前后，曾两次向南宋朝廷索要所欠的岁币。南宋许多大臣主张乘金危机衰弱之际，撕毁与金的不平等条约，停止向金输送岁币，用节省的岁币加强国防。认为向已经快灭亡的金朝称臣纳币无异于“召侮之端，致寇之本”。后因蒙古大军主力西征，减轻了对金王朝的压力。金王朝因蒙古人的南侵丢失了大片国土，想从宋朝得补偿，因而大肆南侵。金宣宗自以为“吾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以宋王朝停止纳币为借口，于嘉定十年（1217年）四月全面发动对宋的战争。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金人攻入兴元、洋州之战事。据《宋史·宁宗纪》和毕沅的《续资治通鉴》记载：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正月甲午日，金军在大将完颜白撒率领下，进攻凤州城，守城宋军将领弃城而逃，金军攻破凤州城夷平凤州。兴元都统吴政率军与金军战于黄牛堡，吴政寡不敌众，战死在黄牛堡。二月癸卯日，金军乘胜由连云道进攻武休关。金人进攻时，宋军武休关守将继任的兴元都统李贵没做什么像样的抵抗就弃关而逃，金军轻而易举地攻陷武休关。武休关失守后汉中门户洞开。看着兴元无法坚守，利州路提刑兼代理兴元府知府赵希昔弃城而逃。金兵对兴元老百姓残暴地烧杀抢掠。金人又进攻洋州，守将蔡晋卿未能抵挡住金兵。金兵攻陷并焚毁洋州城。

 

　　经历了战火兵燹后的汉中，一片荒凉、破败、萧条，即使是最美好的春天，也是“道傍人荒鸟灭没，独有梨花伴寒食”，了无一点生机。此次金人毁兴元城后南宋政府对兴元城又重新修筑。明清《汉中府志》及《南郑县志》记载：“宋嘉定十三年徙筑今城。”诗人吴泳在他的《汉中行》中描述了当时汉中人民修筑兴元城的情形：“男担军装出边去，女荷畚锸填濠还。”南宋修好兴元城后不久，兴元城再次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据《宋史·本纪第四十一》和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宋纪165》记载：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拖雷率蒙古右路军发兵宝鸡，进攻大散关，借道汉中攻金。拖雷派使臣速不罕前往宋军营中提出借道要求，宋军御前中军统制张宣杀了速不罕。八月，拖雷率三万骑兵越过大散关，攻破凤州城。攻下凤州后蒙古人又分兵一路直趋华阳，攻陷洋州城并对洋州实施了残酷的屠城。拖雷又派兵佯攻武休关，另遣奇兵从山间的阳明小道和黄竹小道绕过武休关，直扑兴元。驻守武休关的权兴元都统潘福听说蒙古军出现在自己的后方大惊失色、无心守关、仓皇溃逃，使兴元府成为一座孤城，很快落入蒙古人手中。兴元知府郭正孙带领数十万民众朝米仓山方向撤退。撤退途中在沙窝与蒙古军遭遇，郭正孙力战身亡，随行百姓惨遭蒙古铁骑屠戮，据《续资治通鉴·宋纪165》记载，这场遭遇战中，“死于沙窝者数十万。”南宋诗人吴泳在《汉中行》诗中对这场战火描述道：“君不见当年劫火然，携老扶幼奔南山。”诗人描述了这场战争中蒙古人最残酷的杀戮，“七八千兵同日死。”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宋纪165》还说，蒙古人屠城洋州、兴元后，深入四川腹地，“破城寨百四十而还。”

 

　　兴元城遭这次屠城后衰败不堪，元初南宋遗民诗人汪元量路经汉中时看到的这座昔日繁华的都市已破败如一荒村。诗人在《兴元府》一诗中感慨道：“山川寂寞非常态，市井萧条似破村。”元代的汉中城是破败狭小的。

 

　　明初曾对汉中城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修筑。明初修建的汉中府城基本奠定了今天汉中老城区的格局。当时的许多地名今天依然存在。明代《汉中府志》及《南郑县志》说：“明洪武三年（1370年），知府费震修。”费震重修的汉中城垣，高三丈(10米)，上宽一丈五尺(5米)，下宽二丈五尺(8.3米)，周长九里八十步。建有四门及城楼，东门名“朝阳”，南门名“望江”，西门名“振武”，北门名“拱辰”。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汉中知府周东以砖砌护城墙，并修建城楼。万历三十年，知府崔应科下令禁止百姓在城畔耕种，并开挖护城河保护汉中城，河宽十丈，深一丈八尺，引山河堰水入护城河。

 

　　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汉中城四门“复俱倾圯”，知府冯达道重修四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知府滕天绶重修东城楼，二十八年重修南北二城楼，二十九年复修西城楼。建城身、月城、炮台，周长二千三百余丈（约十三里）。嘉庆十一年至十八年，知府严如翌重修汉中府城，砖砌城墙二百七十一丈，重建四座城楼，砖墙木柱，北门城楼匾额题曰 ：“雍梁锁钥” ，北门城楼匾额题曰 ：“山海保障。”东门还修有瓮城。

 

　　清代末年，意大利传教士南怀谦来汉中教区传教，用相机拍下了许多汉中古城照片。从这些百年老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清末汉中城墙高耸伟岸，墙体用砖砌护，城垛、女墙整齐森严。明清时期的汉中城墙的轮廓大致是今天的汉中南北团结街以西、将坛路以北、西环路以东、劳动路、五一路以南。今天汉中的一些地名就描述了明清汉中城的轮廓，如：东门桥、西门口、南门一二拐、新南门、北门口等等。

 

　　除汉中中心城区历史上曾有过非常宏伟的城市，其周边乡镇也曾出现过规模较大的古代城镇，如褒国都城、褒中县、褒城县、武乡县、白云县、万石城、汉阴县等城镇。

 

 

　　汉中历史上出现的最早的诸侯国是夏朝的褒国。褒国是我国进入奴隶制社会后的第一个王朝夏朝所封的同姓诸侯国。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禹“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褒氏……”据清代嘉庆年间所修《汉中府志》记载：“禹封其子为褒君，是有褒国。”古褒国立国之地在今汉中平川中部、留坝县以南地区，都城据考证在今汉台区河东店镇东三里的骆驼坪村。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汉中府褒城县记载：“褒国城，在今县东三里骆驼坪，中有褒姒井。”

 

　　据南北朝时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最初的褒国领土非常广阔，古南郑县地都是褒国的领土。自夏朝经历商朝直到周朝，褒国一直能沿续下来，说明夏、商、周初的褒国是比较强盛的。武王伐纣之时，褒与巴、蜀等国均参与伐纣之师，有功于周王朝的建立。著名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褒国姒姓，雄于此区，实主旱山之祀，为南国领袖。其与周王婚姻，自太姒至褒姒，可云世婚。”褒国在西周时期为周王朝的管理秦岭以南的“南国领袖”。从城固、洋县出土的大量商代青铜器及其冶炼窑址可以看到，夏商时期在褒国统治区域内，也创造了极其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

 

　　西周末年，褒国曾为周幽王贡献了一笑倾人国的美女褒姒。从褒姒这一美女的姓名中可以我们推断她是大禹的后代，出身于褒国王室，并非一般的乡野村姑，更不是钱文忠教授所说的是一位姓褒的大娘。也许是远离家乡，告别亲人，进入周天子王宫的褒姒终日忧伤闷闷不乐、不苟言笑。褒国于春秋时期被汉水中游崛起的庸国所灭。周幽王为讨褒姒的笑颜烽火戏诸侯，导致诸侯离心，犬戎东侵，周幽王身首异地，褒姒也被犬戎掳走。《华阳国志蜀志》曰：“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水经注·沔水》曰：“周显王之世，蜀有褒汉之地。”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最新结论，夏朝建立于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后就封建了褒国。自夏朝初年，历经殷商、西周，到东周时期才亡国。关于褒国的亡国时间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任乃强先生认为古褒国于东周时期被其东边崛起的庸国联合秦国、申国共同所灭。土地被庸国占领，所以《华阳国志·汉中志》开头的第一句话就说：“汉中郡，庸国地。”

 

　　庸国灭褒之后成为汉水中游的一个大国，据《左传·鲁文公十六年》记载，庸国君乘楚国饥荒，率领秦巴山地的百濮民族出兵伐楚，并取得一定的胜利。由于庸人胜利后自以为是，轻视楚国，楚联合秦国、巴国于鲁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灭庸。《华阳国志·汉中志》说：“周匡王二年，巴、秦、楚灭庸。”与《左传》的记载是一致的。褒国早于庸国灭亡之前，其灭国时间在公元前611年之前。由此算来，褒国延续时间长达一千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立国最久的诸侯方国之一。一个立国千年以上的古国都城，曾经的繁华可想而知。

 

 

　　秦代实行郡县制时，曾设有汉中郡，汉中郡的属县中有褒，这个褒县建立在古褒国的地界上，当时已有褒中县之称。《史记·留侯世家》记载：“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东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改褒中县为苞中县，元嘉十一年南朝宋政权废除苞中县。北魏永平四年（公元511年），复设褒中县，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为避隋文帝之父杨忠之讳改褒中县为褒内县。褒内县更名为褒城县源于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据《隋书·地理志上》记载：隋文帝仁寿元年，褒内县将县令大印丢失，向朝廷申请补发，朝廷发下来的大印上刻着褒城县字样，于是褒城县就成了这座古老县的新县名。

 

　　与褒城县名多次变更一样褒城县城址也多次变化。秦汉时期的褒中县应在古褒国的都城一带。

 

　　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记载：“褒城县府西北四十五里。北至凤县三百十里。……秦为褒县。汉曰褒中，以地在褒谷中也。”最初的褒城县建在褒河河谷中。而《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中郡十二属县中有“褒中县，都尉治，汉阳乡。”刘琳的《华阳国志校注》注解中说：“当即汉之汉阳乡所在，其地应是今二十里铺。”《汉书》和所说的这个褒中县治所在汉阳乡，汉阳意为汉水之阳，秦时的褒中县县址应在汉水与褒水交汇之处的汉水北岸。按照《汉书·地理志》的描述和刘琳的注解，东汉时期的褒中县应在今汉中市龙江镇附近。而《水经注》却说：“褒水又南径褒县故城东，褒中县也，本褒国矣。汉昭帝元凤六年置。”按《水经注》的说法褒中县应在褒河东岸，今汉台区河东店镇一带。褒中县之所以由褒河东南迁至汉水之阳，大约是因为战乱的原因。《石门颂》在叙述褒斜道所遭受的破坏时说：“中遭元二，西夷虐残，桥梁断绝，子午复循。”《石门颂》中所说的“元二”，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卷五》解释说：“所谓元二者，谓建初元年、二年也。”这里指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和永初二年。《后汉书·邓陟传》说：“（永初元年）夏，凉部畔羌摇荡西州，朝廷忧之。于是诏（邓）骘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士及诸部兵击之，车驾幸平乐观饯送。骘西屯汉阳，使征西校尉任尚、从事中郎司马钧与羌战，大败。时以转输疲弊，百姓苦役。”“时，遭元二之灾，人士荒饥，死者相望，盗贼群起，四夷侵畔。”据《后汉书·邓陟传》记载：安帝永初元年夏（公元107年），西夷羌人发动叛乱，朝廷派邓陟率兵平叛，邓陟有些轻敌，只是派自己的部下“征西校尉任尚、从事中郎司马钧”二人与羌人作战。由于羌人破坏了当时的交通大动脉褒斜道，汉军后勤给养运输困难，因此吃了败仗。褒斜道遭到羌人破坏后路毁桥断，无法通行，汉王朝只得重新开通子午道。位于褒斜道旁的褒中县城也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不得不迁址。

 

　　唐代的褒城县址在今汉中县西北三十里宗营镇打钟寺村。关于唐代褒城县城的史书记叙很少。通过唐代散文家孙樵的《书褒城驿壁》对当年褒城县驿站的描写，可以想见褒城县当年热闹繁华的景象。孙樵说：“褒城驿号天下第一。……龙节虎旗，驰驿奔轺，以去以来，毂交蹄劘，由是崇侈其驿，以示雄大。盖当时视他驿为壮。且一岁宾至者不下数百辈。”

 

　　因唐代的褒城县位于山南西道节度使治所兴元府和凤翔节度使治所天兴县（今陕西省凤翔县）之间，是连接长安通往益州的官驿大道褒斜道、灙骆道和金牛道的交通枢纽，因此位于褒水边的褒城驿比天下其他驿站要宏伟壮丽豪华得多。文臣武将、诗人骚客、游方僧道、货殖商贾、迁徙流民无不来往于褒城县。各级官吏来往于褒城县都住在褒城驿，传递公文的人员骑着马，出差的官吏乘着车，褒城驿是他们旅途中的重要驿站，留下他们生命的轨迹。中唐诗人元稹曾多次到过褒城县并住在褒城驿站，他曾在诗中生动地描写过褒城驿的美丽多姿的桃花、梨树和竹林，他在《遣行十首》中深情地吟道“七过褒城驿，回回各为情。”晚唐诗人薛能在《题褒城驿池》诗中写道：“池馆通秦槛向衢，旧闻佳赏此踟蹰。”

 

　　北宋嘉祐（公元1056-1063）年间褒城县治迁往褒谷口西（属陕西勉县褒城镇）。1958年12月撤褒城县，其属地分别划给汉中市（今汉台区）、南郑县、勉县、留坝县。

 

 

　　汉中市汉台区武乡镇也是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古镇，曾是武乡县、白云县县城所在地。梁武帝天鉴三年、北魏宣武帝正始元年（公元504年）以前，汉中属于南朝的梁朝，由于这一年梁朝的梁州、秦州刺史夏侯道迁投降北魏，汉中落入北魏版图。延昌元年（512年）北魏政权在南郑县北部分设武乡县，其县治所在今汉台区武乡镇。西魏废帝（公元552-553年）时，在城固县北部设白云县。北周天和元年（公元566）改武乡县为白云县，将西魏所设白云县并入新的白云县中。隋开皇三年（583年）撤销白云县。武乡县、白云县虽然存在历史不长，但三国时期武乡就是蜀汉名臣诸葛亮的封地采邑。《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建兴元年，封诸葛亮武乡侯。”可见那时武乡就已经有了城邑。

 

　　万石城

 

　　万石城是晋代到南北朝时期出现在汉中城周边的一座规模较大的城镇。据《水经注》记载：“褒水又南流入于汉。汉水又东径万石城下。城在高原上。原高十余丈，四面临卑，形若覆瓮。水南遏水为阻，西北并带汉水。其城宿是流杂聚居，故世亦谓之流杂城，盖晋宋间筑。”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卷56在介绍褒城县时说：“万石城在县（褒城县）东南。”从这两本史书的描述中我们知道万石城位于汉水与褒水交汇处的下游，并且万石城的地势非常高，在一片高原上。此处所说的“高原”是高而平坦之地。而且这座城的特点是城址的四周地势都比较低，像一个倒扣着的瓮雄踞于汉水之滨。城中的居民都是“流杂”之人。万石城的居民之所以具有“流杂”的特点，应该是战争造成的。东晋到南北朝刘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五胡乱华”时期，中国长期处于动荡的战争状态，北方遭受战火兵燹汉族氏族大姓与的灾民纷纷南迁避乱，万石城的居民都应是从北方逃避战火而到万石城的。从中也可看出东晋以后天下大乱带来的民族大迁徙。也说明当时的汉中是远离战火的避难所。这所万石城一直没有建立过县一级的政权，大约也是因为是移民们修建的缘故。从《水经注》描述看的这座著名的万石城应在今南郑县梁山镇龙岗一带。万石城虽没成为县治或州治，但当时的城镇规模还是比较大的。

 

 

　　汉中历史上还存在着一个与今天安康汉阴县同名的县城。汉中的汉阴县北魏延昌元年（512年）设，北周（557年）初废。汉阴县治大约在今大河坎一带。据《水经注》记载：汉水东过南郑县，“水南即汉阴城。”《水经注》这里所说汉阴城，并非今天安康汉阴县，而是历史上短暂存在于汉中城南的一座小城，这座小城规模如何，今已不可考。笔者以为《水经注》中所说的汉阴城应在今汉中大河坎附近，而今天的大河坎却是汉中市汉水南岸一片繁华的都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