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汉中是大唐王朝秦岭以南的一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城市。唐高祖武德年间，李渊建立唐王朝后承袭隋制，“缘边镇守及襟带之地，置总管府，以统军戎。至武德七年，改总管府为都督府。”（《旧唐书·地理志一》）“武德元年，置梁州总管府，管梁、洋、集、兴四州。”（《旧唐书·地理志二》）当时汉中作为梁州总管府所在地的中心城市，管辖的地域相当于今天汉中市所辖的全部地域及川北巴中市的南江、通江、广元市的旺苍等地区。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王朝中央依据天下山脉河流走向，划分为天下十道，汉中属山南道，因所辖地域在“终南太华之南，故名。”山南道的辖域相当广阔，“东接荆楚，西抵陇蜀，南控大江，北距商华之山”。包括今天的湖北长江以北，汉水以西，秦岭以南陕西、河南南部，四川剑阁以东大江北。山南道治所在襄州，今湖北省襄樊市。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唐王朝中央重新调整行政区划，划分天下为十五道，以山南道所部阔远，分山南为东西二道。道是唐王朝的一级行政区。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二记载：山南西道所辖州有兴梁、洋、利、凤、兴、成、文、扶、集、璧、巴、蓬、通、开、阆、果、渠等十七州。大抵包括今陕西秦岭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四川的北部、重庆的西北部、甘肃的陇南地区等。梁州是山南西道的治所，节度使开府之地。

 

　　赵匡胤夺取天下后，宋王朝的其版图比盛唐时期相差甚远，不仅被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占领的燕云十六州未能收回，西域也丢失了，西北又兴起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国。宋代对全国行政区域作过多次调整，宋太宗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天圣年间又划为十八路，元丰年间又析为二十三路。宣和四年，又置燕山府路及云中府路，天下分为二十六路。路是宋王朝的一级行政区。靖康之变后，宋王朝半壁江山丢失，所存的土地又重新进行划分。宋代汉中的行政版图也经过多次调整。北宋时期最初的汉中为川峡四路中的利州路，是利州路治所，所辖兴元府及利、洋，阆，剑，文，兴，蓬，政，巴一府九州。所辖地域相当于今陕西汉中市全境及川北的广元、巴中、达州及重庆的部分地区。靖康之变后，管辖兴元、隆庆、同庆三府，利、金、洋、阆、巴、沔、文、蓬、龙、阶、西和、凤十二州，还有大安军、天水军。当时的利州路管辖的区域包括今陕西汉中市、安康市的全部，宝鸡市部分地区，川北的广元、巴中、达州及重庆部分地区，甘肃的陇南市及天水市部分地区。南宋建炎初，宋王朝为抵御金人的西路进攻，曾置川陝宣抚使统领西线抗金战争。利州路属川陕宣抚使统领。后川陕宣抚使改称四川宣抚使，统领川峡四路，包括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四川宣抚使司曾一度驻兴元府，领导宋王朝西线抗金部队。利州路又曾分为东路、西路，几度分分合合。元初，改兴元府为兴元路，属陕西中书行省，才形成今天汉中属于陕西的行政格局。

 

　　唐代的汉中虽然管辖的地域比较广阔，但只有汉中等少数中心城市及汉江川道地区比较发达繁荣、相对富庶。距汉中较远的秦巴山区地狭人稀，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有些地区还处于比较蒙昧的阶段。《隋书·地理志》说：“汉中之人，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傍南山杂有獠户，富室者颇参夏人为婚，衣服居处言语，殆与华不别。”隋距唐初很近，说明唐初汉中山区是比较落后的。从《隋书·地理志》的描述中我们看到当时的汉中人“多事田渔”，生活过得还不错，“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总章二年（669年）夏，王勃在汉中附近的柳林镇看到的景象颇具江南水乡风貌，“晚风清近壑，新月照澄湾。郊童樵唱返，津叟钓歌还。”这是大唐盛世汉中静谧、和谐的农村景象。但山区居民还是以少数民族为主，“傍南山杂有獠户”。隋书地理志所说的“獠户”应指汉中周边山区所居住的氐、羌、賨等少数民族。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说：兴州“山高水峻，人居山上，种植甚微。”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冬，杜甫逃难路过宁强五盘岭时看到的情形是“地僻无网罟，水清反多鱼。好鸟不妄飞，野人半巢居。”老杜的诗说明当时的宁强当地人还过着比较原始的生活。大历元年(766年)夏初，岑参路过宁强时看到当地的农业生产方式十分原始落后。基本上停留在刀耕火种的水平，“栈道溪雨滑,畲田原草干。”“水种新插秧，山田正烧畬。”元和十年（815年），诗人元稹被贬到偏远荒凉的山南西道下辖的通州（今四川达川）。他在写给老朋友白居易的一封信中详细描述了当时通州的恶劣环境：“通之地湿垫卑褊，人士稀少，近荒札，死亡过半。邑无吏市无货，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计粒而食。大有虎、豹、蛇、虺之患，小有蟆蚋、浮尘、蜘蛛、蛒蜂之类，皆能钻啮肌肤，使人疮痏。夏多阴霪，秋为痢疟，地无医巫，药石万里，病者有百死一生之虑。”元稹在通州得病，偏僻荒凉的通州缺医少药，差点病死于通州。元稹只好又颠簸到兴元治病。据《新唐书·严震传》记载：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德宗李适率后妃、家眷及群臣逃到汉中，宰相卢杞等人认为山南西道土地贫瘠，物产不丰，不足以供养临时驻跸的皇室及群臣，主张继续西行到成都。《新唐书·严震传》中说“梁、汉间刀耕火耨，民采稆为食，虽领十五郡，而赋入才比东方数大县。”虽然唐德宗驻跸汉中后改梁州为兴元府，并提高了兴元及属县的政治地位，但经济发展依然没有很好的解决。由此看来唐代山南西道的经济比成都周边及东方其他道落后得多。而且自安史之乱后汉中及周边地区治安状况一直不好，“自安、史之后，多为山贼剽掠，户口流散大半。”诗人高适从长安到四川任彭州刺史时，行走在秦岭中居然被乱军打劫。他在《同河南李少尹毕员外宅夜饮时洛阳告捷遂作春酒歌》一诗中写道：“彭州剑门蜀山里，昨逢军人劫夺我。”

 

　　中晚唐时期，相对中原地区的因藩镇割据而引发的频繁的战争而言，汉中战争较少，是比较和平安宁地区。唐德宗、唐僖宗都曾因避战乱而逃到兴元。曹邺任洋州刺史时，天下汹汹、动荡不安，但他所在的洋州依然平静安宁，诗人在《田家效陶》诗中写出了洋州恬淡、静谧的田园生活如陶渊明田园诗所描写的那样美好。晚唐诗人郑谷为避战火，携家人多次寓居兴元、兴州。

 

　　北宋时期的汉中迎来了一个相对和平安宁的环境，汉中所在的利州道的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位于汉水上游的兴元府、洋州的农业发展极为迅速。欧阳修在《司封员外郎许公行状》记叙了宋真宗祥符年间兴元知府许逖亲力亲为，率民夫重修山河堰，甚至在水利工地上受伤的情形。许逖“出知兴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旧溉民田四万余顷，世传汉萧何所为。君行坏堰，顾其属曰：‘酇侯方佐汉取天下，乃暇为此以溉其农。古之圣贤，有以利人无不为也。今吾岂惮一时之劳，而废古人万世之利？’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坠，伤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岁谷大丰。”文同任兴元知府时，在上奏朝廷的《奏为乞修兴元府城》奏章中说：汉中“自三代以来号为巨镇。疆理所属正当秦蜀出入之会。下褒斜，临汉沔，平陆延袤，凡数百里，壤土衍沃，堰埭棋布，桑麻秔稻之富，引望不及。”北宋祥符年间，韩亿任洋州知州时曾作长诗吟咏洋州，诗中描绘了鱼米之乡洋州的繁华富庶，诗中写道：“展开步障繁花地，画出棋枰早稻田。远寺经危攒迸笋，后园池冷漱飞泉。秋声满院芭蕉雨，晓色临轩薜荔烟。南浦揭蒲当凛冽，西溪踏石问喧妍。夕阳道观鸣钟鼓，夜月人家奏管弦。杨柳影中沽酒市，芰荷香里钓鱼船。”嘉祐年间韩亿之子韩缜又出任洋州知州，他在《嘉祐己亥九月二十日游崇法、法水二院》诗中也有对洋州农村风光的描述：“野沃稻田秀，丰茸沿沟畦。”新莽时期修建的五门堰宋初也得到修葺，南宋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描述了五门堰灌溉区域的丰饶景象，“稻畦千顷，烟火万世家”。

 

　　当时汉中盆地不仅农业发达，也是一所商业大都会。文同对熙宁年间的兴元府市容市貌、水运交通、商业贸易、市井居民有较翔实的描写。由于栈道的畅通和汉江水运的便捷，兴元成为交通枢纽城市，“西南逾栈道，抵剑门，下趣成都，岐雍诸山遮列东北，深蟠远跱，孕畜云雨。罅道百出，相拱如辐，远通樊邓，旁接秦陇。”兴元也是大宋王朝秦岭之南商品集散地，“贸迁有无者望利而入。”兴元五方杂居、百业兴盛，“四方来者，颇自占业，殊习异尚杂处闾里，天下物货种列于市，金缯漆枲，衣被他所。”兴元又是茶马贸易的重镇，运输茶叶的车马源源不断，从这里出发，“近岁洮河所仰茶产巨亿，公籴私贩，辇负不绝。”“汉中买茶，熙河易马”是《宋史》对汉中茶马贸易的记载。宋代由于疆域面积比唐代小得多，产马的草原地区多为北方少数民族占据，因此战马成为宋王朝的稀缺战略资源。只有通过商业贸易解决军事需求。汉中就成为茶马贸易的重要城市。陕南、荆襄、川北的茶叶集中于汉中，运往甘肃、青海草原交换战马。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中茶是宋代重要的战略物资。兴元也因茶叶的税赋收入成为宋代与成都、开封并列的三大财源城市之一。

 

　　洋州位于汉中盆地的东部，西连兴元，可通西川、甘陇，汉水舟辑，可下荆襄，北有灙骆道、子午道连接长安，南有荔枝道通达巴峡。也是宋代一座经济发达、商业繁荣的城市。文同在《奏为乞修洋州城并填兵状》中说：“本州守治之所正居汉水之上，川陆平衍，广袤千里。东北诸山，萦带联属，径路盘屈，隙穴深远，上通荆楚，旁出歧雍，其中所产济人急用之助，品目甚众，旦夕赢辇，道路不绝，闾巷井邑，百货填委，实四方商贾质易毕至之地，衣被秦蜀，有是仰者，汉唐之际，已名重郡。”

 

　　南宋时期的汉中依然是富庶的鱼米之乡，加之南宋初当地军政长官注重水利建设，多次整修山河堰，使汉中盆地的农业生产保持着较高的发展水平。南宋诗人黄裳在《汉中行》一诗中是这样描述汉中农村面貌的：“汉中沃野如关中，四五百里烟蒙蒙。黄云连天夏麦熟，水稻漠漠吹秋风。七月八月禾罢稏红，一家往往收千钟。”吴泳的《汉中行》也有相似的描写：“汉中在昔称梁州，地腴壤活人烟稠。稻畦连陂翠相属，花树绕屋香不收。”但是由于战争，汉中人的美好日子很快一去不复返。从宋钦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变后到宋恭帝赵显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南宋灭亡的一百五十年间，汉中经历了多次战火兵燹洗劫，利州路的兴元、洋州、兴州、凤州等城市多次焚毁于战火之中。

 

　　南宋绍兴三年二月（公元1133年），金军占领金州（今陕西安康）后，直扑洋州。兴元知府刘子羽得知金州失守，急派统制官田晟率兵扼守饶凤关（在陕西石泉县西北）阻击金军，并驰报陕西都统制吴玠求援。吴玠当即率数千军自河池（今甘肃徽县）“日夜驰三百里”赶赴饶凤关。王彦所率领的八字军和洋州义军共3万余人也赶到饶凤关抗敌。金军久攻不克、伤亡惨重，屯兵关下。后因吴玠部下一名军官投降金人，引金军沿山间小路绕到饶凤关后的高地。金军居高临下，前后夹击饶凤关宋军，宋军腹背受敌、支撑不住，纷纷溃退。饶凤关失守，兴元知府刘子羽坚壁清野，焚烧兴元城后退守潭毒关，金军攻入兴元府。这是兴元城在宋金战争中第一次焚于战火。

 

　　宋宁宗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正月甲午日，金军在大将完颜白撒率领下，进攻凤州城，守城宋军将领弃城而逃，金军攻破凤州城并夷平凤州。兴元都统吴政率军与金军战于黄牛堡，吴政寡不敌众，战死在黄牛堡。金军乘胜由连云道进攻武休关。武休关守将李贵没做像样的抵抗就弃关而逃，金军轻而易举地攻陷武休关。武休关失守后汉中门户洞开。利州路提刑兼代理兴元府知府赵希弃城而逃。金兵对兴元老百姓残暴地烧杀抢掠。金人又进攻洋州，守将蔡晋卿未能抵挡住金兵。金兵攻陷并焚毁洋州城。

 

　　绍定四年（1231年），蒙古大汗窝阔台采纳了李国昌的建议，由拖雷率蒙古右路军发兵宝鸡，进攻大散关，借道兴元攻金。拖雷派使臣速不罕前往宋军营中提出借道要求，宋军御前中军统制张宣杀了速不罕。八月，拖雷率三万骑兵越过大散关，攻破凤州城。攻下凤州后蒙古人又分兵一路直趋华阳，攻陷洋州城后残暴屠城。拖雷又派兵佯攻武休关，从山间的阳明小道和黄竹小道绕过武休关，直扑兴元。驻守武休关的权兴元都统潘福听说蒙古军出现在自己的后方仓皇溃逃，兴元府很快落入蒙古人手中。兴元知府郭正孙带领数十万民众朝米仓山方向撤退。撤退途中在沙窝与蒙古军遭遇，郭正孙力战身亡，随行百姓惨遭蒙古铁骑屠戮，据《续资治通鉴·宋纪165》记载，这场遭遇战中，“死于沙窝者数十万。”诗人吴泳在《汉中行》诗中对这场战火描述道：“君不见当年劫火然，携老扶幼奔南山。”诗人描述了这场战争中蒙古人最残酷的杀戮，“七八千兵同日死。”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宋纪165》还说，蒙古人屠城洋州、兴元后，又攻克大安军（今宁强阳平关擂鼓台村），沿嘉陵江南下，“长驱深入，若践无人之境”，深入四川腹地，“破城寨百四十而还。”

 

　　经历了战火兵燹后的汉中，一片荒凉、破败、萧条，即使是最美好的春天，也是“道傍人荒鸟灭没，独有梨花伴寒食”，了无一点生机。

 

　　南宋时期汉中人民除了饱受战火蹂躏外，还得承担因战争而带来的沉重的税赋。甚至连军队高级将领的贪腐成本也要汉中百姓来承担。南宋时期地处抗金前线的汉中驻军众多，汉中百姓要向军队提供的口粮及其他军需物质。汉中的驻军不仅多，而且还存在虚报冒领、吃空饷，加之上层军官贪污等问题，这样更加重了汉中百姓的负担。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吴挺任兴州都统制时，“利源多为所擅，前后二十年，财帛不胜计矣。”李蘩任兴元知府因茶马司买马的问题与吴挺曾产生过矛盾。李蘩任四川总领后，吴挺上奏弹劾李蘩给驻军提供的军粮陈腐粗黑，而李蘩上奏反驳，并向朝廷呈送各种军粮标本为自己辩诬。据《宋史·趙彥逾传》记载：淳熙末年趙彥逾任四川总领时，对吴挺军中虚报冒领情况认真调查后，责问吴挺：“盍若损六千人之虚籍，宽四川之重赋，不亦可乎。”正因为驻军众多，加之军中将领的贪腐、虚报冒领、坐吃空饷，使得汉中及四川的百姓负担极其沉重，“禾稼登场虽满眼，十有八九归征求。军前输米更和籴，囊括颗粒无干餱。”

 

　　由于连年的战争，庄稼歉收，致使粮价飞涨，每担粮卖到五券钱。吴泳在《汉中行》诗中说：“家粮一石五券钱，一半入口一半官。”南宋时期的汉中与四川是使用纸币交子的地区，一券纸币大约抵一百贯铜钱。曾任四川宣抚使的李曾伯在《乞贴科四川制总司秋籴本钱奏》中说：“余玠任内，民间米直大约每石四五百贯。”李曾伯的话也印证了吴泳诗中所说的物价，五券钱只能买到一石米。由此可见南宋汉中人民的生存状况。

 

　　唐宋时期，汉中的文化教育事业与其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极不匹配。《汉书·地理志》说：受楚地风俗影响，汉中人也“信巫鬼，重淫祀。”汉中人传统的特点是重物质享受、重口腹之欲，轻文化教育。《隋书·地理志》说：“汉中之人，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好祀鬼神，尤多忌讳，家人有死，辄离其故宅。崇重道教，犹有张鲁之风焉。每至五月十五日，必以酒食相馈，宾旅聚会，有甚于三元。”

 

　　《宋史·地理志》说：“川、峡四路，盖《禹贡》梁、雍、荆三州之地，而梁州为多。……土植宜柘，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庠塾聚学者众，然怀土罕趋仕进。”《宋史》指出了梁州人因土地肥腴、物产丰饶而注重物质享受，崇尚浮华奢靡之风而不注重文化的传统。

 

　　孙启祥先生在《汉中的文化定位与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刍议》一文中说：“唐289年间，自高祖武德五年（622）开科取士，至哀帝天祐四年（907），共取中进士6427人，汉中仅有2人。两宋319年，自太祖建隆元年（960）至度宗咸淳十年（1274），共取中进士40733人，汉中有22人。其中北宋116年，举行进士考试69科，取中进士18486人，汉中仅6人。”宋代文同任兴元知府时，看到兴元府学破败不堪，连学官都没配备，上《奏为乞置兴元府学教授状》“乞赐详酌，特置学官。”文同也说兴元府“邑屋富盛，人民繁庶，”但科考比东、西二川的偏远小州都差得很远。唐宋是中国文化最繁荣、经济最发达的朝代。自唐至宋两朝六百多年间，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舞台上鲜有汉中籍人士的身影，其文化教育落后状况可见一斑。

 

 

　　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在中国，“文学地理学”这个概念最早由梁启超先生于上世纪初提出，后来许多中国学者曾涉及到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很多人浅尝辄止，没能深入下去。

 

　　上世纪文学地理学这门学科在国外蓬勃发展，产生了许多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理论著作。不仅产生了文学地理学，还有地理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结合的边缘学科，如人文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社会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等。国外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对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及学科建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中国的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我们传统的文学研究往往从时间发展的角度考察作家的活动与作品的内容与艺术，而忽略空间地域环境对作家的创作，探究文学作品内容和艺术的影响。文学地理学以文学作品、作家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对应关系为研究对象，从时间（历史的）与空间（地理的）结合入手，描述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范畴中产生的文学现象，研究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成就，总结文学创作经验。世纪之交，作为新兴边缘学科的文学地理学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国内许多学者对文学地理学的学术范式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产生了许多文学地理学著作和地域文学史著作。文学地理学这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在中国逐渐发展成熟。

 

　　文学地理学这个概念虽然出现的时间不长，但中国古代学者早已注意到了地域环境、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和二雅就带有十分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上》中就详细地论述了地域特点、物候环境、物产饮食对华夏各地居民性格、习俗的影响。《孔子家语·执辔》中说：“坚土之人刚，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丑。食水者善游而耐寒，食土者无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绪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捍，食气者神明而寿，食谷者智惠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孔子家语》中的这段话说明了自然山水、地理环境对当地居民性格形成的影响，甚至对当地居民相貌也有很大的影响。

 

　　一方水土不仅养一方人，而且一方水土还孕育一方文化、孕育一方文学。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刘勰论述了楚地山川对屈原作品及情感的影响。屈原的《离骚》、《九章》、九歌及楚辞的其他作品，只能产生于巫文化氛围很浓的楚地。陶渊明的田园诗只能产生在他隐居的庐山脚下、鄱阳湖畔。谢灵运的山水诗的灵感与意境，来自于他的故乡会稽始宁山水和他所任职地的永嘉山水。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文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评价南方人与北方人不同的学习风格：“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褚季野说：“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安国说：“南人学问，清通简要。”而高僧支道林在二人观点的基础上总结了南人与北人的特点与长处。所谓“显处视月”，就是将学问作得清晰明了。所谓“牖中窥日”，就是将学问作得深刻独到。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说：“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溯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之大较也。”魏征的这段话是中国学者谈论文学地理学时引用最多的经典话语。唐人已经意识到了地域环境对文学风格的差异产生的影响。宋代自江西诗派出现后，历代有许多冠有地域名号的文学流派出现，如茶陵派、公安派、竟陵派、吴江派、临川派、桐城派、湘乡派等。现当代文学中冠以地域称号的流派更多。

 

　　我国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注重对文学历史纵向发展规律的研究，注重对创作成就较高的文学大家的研究，注重对古代大都市及经济发达地区的文学的研究，而对较偏远且经济较落后的地区的文学研究不足，对独特地域的古代文学现象研究不够。唐宋时期的汉中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奇特的自然环境，在中国版图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座城市在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中都有着其他地区不可取代的作用。只是明清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汉中逐渐被边缘化。所以后来的学者对汉中文学的关注很不够，截至目前为止，笔者还没有检索到有关唐宋时期诗人在汉中创作活动系统的研究成果，只有一些零星篇什发表于各类期刊。

 

　　2011年10月在汉中召开了中国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学术研讨会，2012年4月在汉中召开了纪念陆游从戎南郑840周年暨唐宋诗人与汉中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两次重要的学术会议使文学地理学学科在汉中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外界对汉中这个历史上曾经非常辉煌而今天又相对闭塞落后的小城的文化底蕴有了一定了解，使外界对汉中学术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汉中学人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在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与探索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出现了一些有分量的论著与论文，开汉中文学地理研究风气之先。

 

　　盛唐雅宋是中国历史上最尊崇文化艺术的时代，是中国古代诗歌最繁盛的时代，是充满诗意的时代，是诗人尽显风流的时代。唐宋时期的汉中也是个诗意的空间，汉中境内有可以称作诗歌之山的秦岭，许多唐宋诗词把秦岭作为吟咏的对象。汉中境内有最富有文化内涵的河流汉水，古老的《诗经》就有吟唱汉水的诗篇，唐宋诗词中也有许多吟咏汉水的佳作。汉中境内有最富传奇故事的条条秦蜀栈道，许多诗人在艰险坎坷的栈道上体味着他们人生的酸甜苦辣。汉中境内有最富庶的田园，引发了诗人归隐山林的梦想。汉中境内有最壮美奇异的自然山水，这里的山水震撼着每一个曾经到过这里的诗人。

 

　　客观地说，从唐到宋，汉中的文化教育相对落后，文风不盛，所出士子不多，在中央王朝任高官的人很少，因此对国家大政也缺乏话语权。唐宋时期，属于汉中本土诗人寥若晨星，本土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成就非常有限。文同曾对其中的原因作了较为详实客观的论述。他任兴元知府时，给朝廷的奏章《奏为乞置兴元府学教授状》中陈述了兴元府学的破败和教育的落后：“处所偏狭，僻在城下，屋宇卑陋，殆不可入其中。生徒大小裁数人而已。臣因询问僚属并遍访左右所以如此不振之由，皆言：‘本府自唐末以来，并无诸科修学及第之人，从前每有科场皆是外州、军暂来就此，假籍寄应。纵获荐到省，皆下第，无成。复各归本贯，不复住此修习。所以其民便谓读书无效，更不从学。’近岁府县虽稍有士人应举，终是素无师范，所肄之业，多不能上和新格。臣初观本府山川、人物、土风，次第与东西二川大抵相类，彼处虽至小州郡，进士常不下三、四百人。而本府邑屋富盛，人民繁庶，若此岂无秀异可教之士以备官使。但自来上下因循，相与废堕。使朝廷风教独不沾浃。寥然一方遂绝文采，深可叹也。”教育落后，每界科考名额浪费，因此就有外地士子借兴元府指标参加科考。看来借考之事，古亦有之，而且发生在汉中。因为兴元府传统上不注重教育，所以朝廷干脆连学官都不为兴元府配备。知府文同只好让兴元府衙门中学问较高的司理参军潘行自暂且代理府学教授之职。他在奏章中请求朝廷：“乞赐详酌，特置学官。”文同所说的情况不仅宋代存在，唐代也是如此。

 

　　唐代的汉中虽然依旧处于秦岭、巴山两座大山封闭之中，但由于历代汉中人对向外道路的修筑，使汉中成为东达荆襄、南通巴蜀、西连甘陇、北接中原交通枢纽城市，也是唐帝国秦岭以南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重镇。由于多条栈道的开通，拉近了汉中与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的距离。唐朝许多重要人物都在汉中这块土地上书写了他们生动的人生传奇。许多诗人都在这片土地上唱出了他们最高亢、最美妙的歌声。北宋时期的汉中是全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其兴元、洋州是重要的边贸物资茶叶的主要产地，是茶马古道的起点之一，是宋代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是宋代最重要商业经贸城市，又是四川及西南地区通往中原的主要通道，穿梭来往于汉中各条栈道上的诗人数不胜数。南宋时期的汉中一直是抗金与抗元战争的前线。无数志士仁人来到这片土地，投笔从戎、矢志报国，在汉中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岁月，留下了他们人生中最精彩的华章。虽然唐宋时期出生于汉中的本土作家很少，但由于汉中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山水特点，曾经到过汉中的唐宋诗人很多，吟咏汉中的诗歌数不胜数，其诗歌内容生动丰富，诗歌意象繁纷多彩。

 

　　唐宋时期在汉中创作的诗人群体的特点是：他们绝大多数是外籍人士，多数是朝廷任命的各级官员。他们绝大多数人曾踏上过汉中这片土地，曾走过汉中崎岖坎坷的栈道，曾领略过汉中旖旎壮美的山川，曾探访过汉中的历史人文遗迹。他们或在汉中担任地方官职，在汉中建功立业，如郑余庆、权德舆、令狐楚、曹邺、韩亿、韩缜、文同、虞允文、陆游、阎苍舒等。他们或因仕宦路经汉中，走向他们人生的下一个驿站，如张文琮、卢照邻、骆宾王、高适、岑参、武元衡、元稹、薛能、李商隐、胡曾、吴融、司马光、张方平、石介、文同、苏洵、苏轼、苏辙等。他们或因战争和灾难，流离失所，流浪在汉中这片土地上，如杜甫、韦应物、郑谷。他们或因人生失意，为消解忧愁寄情山水、游历天下经过过汉中，如王勃、温庭筠、汪元量。还有像沈佺期这样的诗人因犯罪流放经过汉中。还有些诗人虽没有亲自到过汉中，但他们或神游汉中山水，遥想汉中山水的壮丽秀美，或寄赠在汉中的朋友与朋友唱和，写诗吟咏汉中，如李白、刘禹锡、范成大、辛弃疾等。

 

 

　　唐宋诗人吟咏汉中的诗歌大致有如下内容：一，记录栈道羁旅艰难，描写栈道奇异风光，赞叹栈道高峻险恶。二，描绘汉中的自然山水，赞颂汉中田园风光。三，凭吊汉中的人文遗迹，缅怀在汉中这块土地上建功立业的英雄豪杰，抒发历史兴亡感慨。四，描写诗人自己在汉中的生活经历。

 

　　1、秦蜀栈道与唐宋诗人的创作

 

　　汉中地处秦岭巴山之间的汉水河谷，四面环山，环境闭塞。从先秦时期，汉中人就不甘大山的束缚，积极开拓通往外界的道路。到唐代，汉中境内已有陈仓道、褒斜道、灙骆道、子午道、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连云道、马鸣阁道等数条通往中原、西南、西北的道路，成为连结秦、蜀、陇重要的交通枢纽，是名符其实的栈道之乡。唐宋时期，穿梭在这汉中古栈道上的有金戈铁马征战的将军士卒、有冠盖车马的达官显宦、有为生存无奈的漂泊迁徙的黎民百姓、有商贾们贩运盐茶的马队驼铃，也有前往京师谋取功名的士子文人。而盛唐雅宋时的条条栈道都是诗路。唐时的秦蜀栈道也是南北物资交流的的大动脉，西南地区的粮食、茶叶、锦帛、土特产等通过栈道源源不断输往长安、洛阳及中原、西北地区。唐玄宗为讨爱妃杨玉环的欢心，让蜀中官吏派驿卒马不停蹄地日夜奔驰在千里蜀道上，往长安运送荔枝。晚唐杜牧有诗讥讽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条为杨贵妃运输荔枝的蜀道指的是经汉中洋县、镇巴通往四川的古道洋巴道，后称为“荔枝道”。

 

　　唐朝是个盛产诗的时代。虽然那时传媒并发达，但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让脍炙人口的诗歌在民间传播。唐代诗歌的普及程度远非今天能比，热爱诗歌的人也比今天更广泛。薛用弱的《集异记》中曾有王之涣、高适、王昌龄三人旗亭宴饮、歌乐、斗诗的故事。妓女会唱白居易的长恨歌，身价都要高一些。白居易在《与元九书》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也许那时秦岭、巴山的每一条古道上，栈道的每一块石壁上、古道边每一座驿站的客房里，村镇里的每一个酒肆墙壁上，都留有诗人的吟咏题刻。条条栈道就是条条诗路。

 

　　诗人张文琮的《蜀道难》写于从长安到四川路途的艰险。骆宾王的《出石门》诗，记录走出秦岭后在石门隧道附近所看到的景象。唐高宗总章二年王勃开始了蜀中游历生活。诗人在《入蜀纪行诗序》中说：“总章二年五月癸卯，余自长安观景物於蜀，遂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绝径，超玄谿，历翠阜，迨弥月而臻焉。”诗人在这篇序文中深情地赞美了蜀道山水的奇崛雄伟，“若乃采江山之俊势，观天下之奇作，丹壑争流，青峰杂起，陵涛鼓怒以伏注，天壁嵯峨而横立，亦宇宙之绝观者也。”他的《散关晨度》描写了行走在秦岭陈仓道所见的景象。沈佺期的《夜宿七盘岭》描写了被流放途中过汉中夜宿七盘岭驿站的感受。诗仙李白虽然没有走过秦蜀栈道，但凭他渊博的学识和鹜极八荒的想象，描绘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雄奇、瑰丽、险峻的景象。乾元二年十二月，杜甫一家翻越兴州飞仙岭时所写的《飞仙阁》一诗中描写了从略阳到宁强的马鸣阁栈道的险恶，“土门山行窄，微径缘秋毫。栈云阑干峻，梯石结构牢。万壑欹疏林，积阴带奔涛。”他的《五盘》诗中写了金牛道上五盘岭栈道的特点，“仰凌栈道细，俯映江木疏。”边塞诗人岑参的《酬成少尹骆谷行见呈》一诗中还真实地描写了灙骆道的险恶及秦岭深处独特的风光。

 

　　元稹路经骆谷驿时，看到墙壁上题满了老朋友白居易、崔诏、李逢吉、王质夫的诗，欣赏朋友的诗，如同他乡遇故知，消解了诗人漫漫旅途中的劳累和寂寞。诗人欣赏之余，自己也题了一首《骆谷驿》于这面诗墙上，诗曰：“邮亭壁上数行字，崔李题名王白诗。尽日无人共言语，不离墙下至行时。”唐时秦岭、巴山古道中的每一个驿站、寺庙、旅舍、酒馆的墙壁都是诗人发表新作的阵地。元稹在梁州的驿站里还做了个有关诗歌的大唐梦。梦里诗人与好友白居易、白行简、李建在大雁塔慈恩寺和曲江池游春，游兴正浓之际，忽然听到一阵嘈杂声，原来是驿吏催促客人赶路的声音。诗人用诗记叙了这一梦境，诗云：“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马去，所惊身在古梁州。”

 

　　北宋诗人石介过飞仙岭时，也描写了过飞仙岭风光诗中写道：“入蜀牵吟景象浓，云山万叠与千重。痴岩顽壑无奇观，不似飞仙数朵峰。”

 

　　陆游是宋代写栈道诗最多的诗人。他与乾道八年三月到十一月有八个月时间生活在汉中。他的足迹走遍秦岭前线的条条栈道。秦岭的条条栈道上都留有他的诗作。诗人在秦岭前线吟道：“扬鞭大散关头日，曾看中原万里春”。他描写了驻守祁山道甘肃陇头一带宋军的艰苦生活及诗人对官兵们的安慰与勉励：“陇头十月天雨霜，壮士夜挽绿沉枪。卧闻陇水思故乡，三更起坐泪数行。”他曾多次经过褒斜道，“屡经汉帝烧余栈，曾宿唐家雪外城。”他曾多次走过骆谷道，在多首诗中说到骆谷道，如：“云深骆谷传烽处”，“骆谷雪深风裂面”，“我昔在南郑，夜过东骆谷”。他多次来往沮水道，“夜涉南沮水，朝过小益城”；“拥马涉沮水，飞鹰上中梁”；“忆从嶓冢涉南沮，笳鼓声酣醉胆粗”。

 

　　严羽《沧浪诗话》云：“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不仅唐人好诗如此，宋人好诗何尝不是这样。

 

　　2、汉中的山水田园与唐宋诗人的创作

 

　　汉中，地球同纬度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巴山巍峨，秦岭雄奇；汉水蜿蜒，嘉陵奔流。山奇水秀，风光旖旎；历史悠远，遍地胜迹。气候温润，四季常绿；土地肥腴，物产丰饶。栈道千里，连通秦蜀；四塞险固，号曰天府。唐宋诗人们来到这片土地上，都会为这里的山水、田园所倾倒。留下隽永的诗篇。

 

　　总章二年初夏的一个傍晚，王勃来到汉中城固柳林镇长柳村，这里美好的田园风光使诗人诗兴大发，作《长柳》一诗记录了这个诗意的小村。

 

　　即使为生存奔波在逃难的路上，老杜也不忘赞叹宁强山水的秀美，“五盘虽云险，山色佳有馀。”

 

　　走遍长城内外，领略了大漠风光的边塞诗人岑参，有暇荡舟梁山脚下的汉水时，也被这美丽的景色所吸引。情不自禁地吟道：“汉水天一色，寺楼波底看。钟鸣长空夕，月出孤舟寒。”

 

　　“千峰笋石千株玉，万树松萝万朵银”是元稹对秦岭山中千山裹玉、万树披银奇特景象的生动描绘。

 

　　温庭筠的《咏山鸡》一诗则细腻地描写了自由自在地生活在秦岭深处的山鸡们的生活情趣：“绣翎翻草去，红觜啄花归。巢暖碧云色，影孤清镜辉。”

 

　　在外漂泊多年的蜀中诗人雍陶，归乡是走出褒斜道看到汉中盆地的景象与自己家乡十分相似，作诗吟道：“行过险栈出褒斜，出尽平川似到家。万里客愁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

 

　　“钓客坐风临岛屿，牧牛当雨食菰蒲。”一幅诗意的水墨画，这是诗人薛能在褒城驿旁的褒河边看到的景象。

 

　　唐末战乱中流落到兴州的郑谷，看到景色宜人东池风光，用诗笔记录了它的美丽，“彻底千峰影，无风一片秋。垂杨拂莲叶，返照媚渔舟。”秦岭深处的兴州是这样的美好，给诗人苦难的逃亡旅程增添了一抹绚丽的亮色。

 

　　3、汉中的人文遗迹与唐宋诗人的创作

 

　　先秦时期的汉中，处于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秦陇文化、中原文化的交汇的地区。民族的融合、交流、争夺，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和传奇故事。汉中又是西汉王朝的龙兴之地。汉初刘邦君臣在汉中这块土地上，风云际会、群英荟萃，演绎了一幕幕生动的历史活剧。刘邦依托汉中、巴蜀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成就了统一天下的大业，建立了大汉四百年王朝。汉中曾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张骞。汉中人李固是勤政廉洁的楷模、是耿介忠贞的典范、当时享有“北斗喉舌”的美誉。他建立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坐标。三国时期的汉中曾经是曹操与张鲁、曹操与刘备争夺的战场。是诸葛亮五出祁山、北伐中原的根据地。诸葛亮在这里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以身殉职。这里也是诸葛亮长眠的地方。三国中的许多英雄都曾在这里长枪大戟、快马铁骑，排兵布阵、拼搏厮杀。这些重要的人文遗迹、精彩的历史事件、经典的人物故事都是唐宋诗人创作的重要题材。

 

　　王勃行走在漫漫蜀道中没有可以倾吐心声的朋友，诗人倍感身心孤独。到汉中后专程来到李固的故乡长柳村。他在《长柳》诗中描写了长柳村的景色后，抒发了拜谒李固墓的感慨：“客行无与晤，赖此释愁颜”。诗人向这位长眠于地下的古代先贤诉说心中的郁闷。

 

　　汉中是汉家发祥地，留有许多汉初刘邦君臣创业的遗迹。岑参前往四川嘉州任职路过城固时，寻访了刘邦封汉王时留下的遗迹。他在《赴嘉州过城固县寻永安超禅师房》诗中吟道：“汉王城北雪初霁，韩信台西日欲斜。”诗中所说的汉王城，是今城固县城东一公里至洋县的公路旁的汉王城遗址。诗中所说的韩信台是婿水以北与汉王城隔婿水相望的韩信操练兵马的地方。

 

　　诸葛亮是中国人心目中智慧的化神，是勤政廉洁的典范。中唐诗人章孝标途经兴元府西县（今汉中勉县），他来到定军山下的武侯墓祭拜先贤诸葛亮。并作了一首题为《诸葛武侯庙》的短诗以记此行。

 

　　胡曾在诗歌创作上以咏史诗见长，他现存的一百五十首诗绝大多数是咏史诗。胡曾曾到过汉中，胡曾游历了拜将坛、金牛驿、嶓冢山、褒城、褒谷口等地。并留下五首吟咏汉中山川形胜、历史掌故的咏史诗。他的《汉中》诗写了在拜将坛遗址探幽思古，寻觅旧时英雄踪迹。胡曾的《谷口》以汉中人郑子真的故事为题，表达归隐田园愿望。他《褒城》一首重新叙述了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抒发了历史兴亡的喟叹。在宁强嶓冢山，想到曾经治理汉水的大禹，吟出《嶓冢》一诗，赞颂大禹治水的伟大功绩。《金牛驿》诗以金牛粪金的故事为题，提出历史的假设，借题发挥。

 

　　文同任兴元知府期间，游览了汉中的一些名胜古迹，写诗缅怀汉中历史上的一些有作为的人物。他专程前往汉中历史人物李固墓、祠祭拜。给予李固极高的评价。他在《李太尉》一诗中叙述了李固人生历程，并赞美李固：“太尉汉中士，气引八极外。岌然处大麓，天下耸风采。……高忠揭万古，宇宙莫能载。”

 

　　陆游从戎南郑的八个月期间，遍游了西汉开国君臣在汉中的遗迹，用诗句记录了诗人游览这些古迹的感受。在嶓冢山的嶓冢庙前的高祖试剑石前诗人吟道：“高祖试剑石为分。”游拜将坛，他想起韩信，在褒斜道，他想起张良，“筑坛访遗址，烧栈想烈焰。”诗人对那个风云际会、建功立业的时代心驰神往。诸葛亮是陆游钦慕的英雄，他在多首诗中赞叹诸葛亮的崇高品格和丰功伟业。在汉中，他曾多次到武侯祠、武侯墓、诸葛亮读书台等处凭吊。他在《游诸葛武侯书台》诗中赞叹道：“出师一表千载无， 远比管乐盖有余。”

 

　　4、汉中生活与唐宋诗人的创作

 

　　唐宋时期，一些重要的诗人或在汉中任官职、或在宦游汉中但停留时日较多。他们在汉中或交游访友、或居家生活、或游览山水、或休憩园林、或参禅访道、或笙歌宴饮，生活丰富多彩。他们在其诗歌中对自己在汉中生活也有细致的记录和生动的描述。这类诗歌是我们了解这些诗人人生历程的重要依据。

 

　　岑参滞留汉中近半年，多次乘船游览汉水风光，他在《陪群公龙岗寺泛舟》诗中描写龙岗山下汉水的山光水色及歌舞宴饮的情形。在汉中期间岑参还拜访了当地的一些社会名流、士绅氏族，并与他们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他的《汉上题韦氏庄》、《梁州对雨怀麹二秀才，便呈麹大判官时疾赠余新诗》诗记录了拜访处士韦先生和社会名流麹氏二兄弟的情形。

 

　　令狐楚在汉中任山南西道节度使时，曾有《春思寄梦得乐天》描写自己在汉中寂寞、孤独的生活和对朋友的思念。

 

　　武元衡从成都回长安途中过汉中，山南西道节度使郑余庆曾设宴款待这位即将上任的准宰相。武元衡在《听歌》诗记录了这次酒后歌舞的场面，诗中写道：“月上重楼丝管秋，佳人夜唱古梁州。满堂谁是知音者，不惜千金与莫愁。”

 

　　元稹或公差、或宦游、或探亲、或养病多次到过汉中，与汉中官绅有着十分密切的交往，写了许多记录汉中生活的诗作。诗人的《荥阳郑公以稹寓居严第有池塘之胜寄诗四首因有意献》中详细地描述在兴元养病山南西道节度使郑余庆为所安排的住宅严第的环境。他还有些诗写出了后期在兴元生活的窘况，“啼儿冷秋簟，思妇问寒衣。”秋天来临，寒意已重，孩子睡在冰冷的席子哭哭啼啼，妻子问换季的棉衣在哪。“婢报樵苏竭，妻愁院落通。”就连家中婢女也告诉他没有做饭的柴草了。

 

　　宋代的兴元府已是中国比较繁华富裕的城市，城内外有许多富有江南韵味的园林建筑和田园景观，十分别致优雅。兴元郊外也有许多风景宜人的山水与田园。文同是个非常会享受生活的人，他任兴元知府时，公务之余，常常外出游玩。他有一组《兴元府园亭杂咏》诗描摹了汉中城内外北轩、垂萝径、桂石堂、激湍亭、静庵、绿景亭、凝云榭、棋轩、武陵轩、照筠坛等小巧精致的山水人文景观。其中的《激湍亭》一诗就描绘了汉中郊外的激湍亭及周边秀丽的田园风光，“高轮转深渊，下泻石蟾口。临之设轩槛，清绝更无有。爱此山中来，应须坐良久。”他曾到梁山龙岗寺参禅，晚间留宿龙岗寺，他的《中梁山寺》（其二）诗写出了夜宿龙岗寺的感受，“襟怀太爽睡不得，一夜满山令铎风。”文同任洋州知州时，常常携家人到筼筜谷赏春踏青、避暑纳凉、郊游野炊。文同一家在筼筜谷中野炊时经常就地取材，用竹笋做成美味佳肴以飨口福。他有多首诗记录的在筼筜谷中的游乐情形。他的组诗《守居园池杂题三十首》记录了诗人游玩的洋州城内外筼筜谷、灙泉亭、望云楼、北园、冰池、荼蘼洞、此君庵、待月台等三十处自然、人文景点特点。从这些是中我们看到文同在洋州的生活是十分潇洒惬意的。

 

　　陆游在南郑前线的业余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有时郊游，有时宴饮，有时射猎、有时歌舞。他在《春感》诗中回忆了自己与军士们蹴鞠的情形。他与朋友在城郊云山亭饮酒、赏帖、作诗。军务闲暇之时，风流倜傥、性情豪放的陆游也与军中同僚们一起歌舞饮宴、狎妓寻欢。陆游的《浣溪沙·南郑席上》写了诗人及同僚们在沔县温泉中洗浴后，在泉边的亭榭中摆上酒宴，一边饮红霞般的美酒，一边欣赏刚刚出浴的歌妓舞女们清脆的歌声、妙曼的舞姿。

 

　　丰富多彩的生活也使诗人们在汉中创作的诗歌色彩斑斓，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情趣。

 

　　唐宋诗词写汉中的华美诗章还有许多。阅读这些作品，似乎可以穿越时间的隧道，进入盛唐雅宋时的汉中，与诗人们一起徜徉在那时秦巴山水的诗意空间。